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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秀才》傳統文化解讀

            作者:未知

              摘要:《柳秀才》以簡短的文字,述說了柳神甘愿自己承受蝗害而保全農民莊稼的感人故事,篇幅雖短,但其中卻蘊含著相關的傳統文化,比如俠意象、文人形象、柳崇拜、清官情結等。在柳秀才解救沂水縣百姓的過程中,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柳秀才身上文人和俠士的氣質;蒲松齡選擇“柳”作為驅蝗神,一定程度上受到“柳崇拜”的影響;《柳秀才》結尾提到:“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蒲松齡也贊同說:“誠然哉!”可以看出蒲松齡身上的清官情結。本文將從這幾個方面解讀《柳秀才》。
              關鍵詞:俠意象;文人形象;柳神崇拜;清官情結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I標識碼:A
              一、蝗災及柳崇拜
              《柳秀才》以蝗災為背景而展開故事情節,蝗災在中國古代農事上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古人多次描寫蝗災過境的慘烈情景。而與蝗災相對應的,還有蝗神的出現,“蝗神可分為施災布禍的蝗神和救災的驅蝗神,一般認為是由蝗蟲精轉化為驅蝗神的” [1]。在《柳秀才》中,柳神實際上起到了驅蝗神的作用。蒲松齡以柳神作為驅蝗神,個人認為與柳崇拜有一定聯系。在中國北方,柳崇拜較為普遍,這種崇拜在古代典籍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柳由于近水生長,便于栽植,人類早期近水而居,所以柳與人類生活很早便有了交集 [2],與之而來的柳文化也開始流傳。如《山海經》曰:“有沃之國,沃民是處。……爰有甘華、璇瑰、甘?肌⒀?碧、白木、白柳……。”魯人柳下惠以柳為姓等。到漢代,植柳已普遍成風。在中國古代修建水利工程,周圍會栽種柳樹,起到傍河固堤的作用。“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余萬株,數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 [2],筑堤防汛的實踐經驗深化了民間對柳的崇拜,在清代就有柳神與水神爭斗保護百姓的故事(高繼衍《蝶階外史》卷三) [2]。在這故事中,柳神儼然成了百姓的保護神。同時,民間也有以柳祛邪得吉的風俗。“清明一日取榆柳作薪煮食,名目換薪火,以取一年之利”(宋張君房《云笈七簽》) [2]。除了本土文化中有柳崇拜外,外域文化――佛教,在傳入中國并中國化后,也有了柳崇拜的影子。如觀音救苦救難時總會用到凈瓶中的柳枝。綜上所述,各地柳崇拜的傳統流傳至清代,一定程度上是會對蒲松齡的創作產生影響的。
              二、柳神文人形象與俠士風范
              在《柳秀才》中,柳神以秀才身份出場,其裝扮“峨冠綠衣,狀貌修偉”也頗具書生色彩。個人認為,這與柳文化中的文人傾向有一定關聯。
              柳與文人關系密切,文人常借柳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如在《牡丹亭》第十出《驚夢》中,書生柳夢梅與杜麗娘夢中相見時,“生持柳枝上”,并對杜麗娘說:“恰好花園內,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書史,可作詩以賞此柳枝乎?” [3]44此外,柳神多以文人形象現身,如《云仙雜記》中提到:“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蘭袍,當以棗糕祀我!’許之。未久,狀元及第。”《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五草木十《薛弘機》中,隱士薛弘機獨處草房,晚上有一個叫柳藏經的老秀才來訪,二人相談甚歡,但在談到《易》時,柳藏經卻說:“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之后一天夜里刮大風,第二天薛弘機發現魏王池畔的大枯柳被風刮斷,樹洞里有經書百余卷,但唯獨沒有《周易》,才知道柳藏經是一個柳樹精。明末清初彈詞作品《天雨花》第十三回中寫了黃靜英、左德貞和左儀貞三位小姐在花園中玩耍,遇到桃柳梅三妖并被其調戲威脅的故事,書中寫到:“凝翠提燈觀仔細,原來三個俊書生:一個妃色海清衣服艷,一個柳綠衣衫簇簇新,一個白綾素服多雅淡,瀟灑風流貌出群。” [4]473其中“柳綠衣衫”者便是一個柳樹精。而在清朝,還保留了柳汁染字的模式,在清楊樹棠《南皋筆記》卷一《柳異記》中寫到,柳枝染字的書生陳丹巖文思泉涌,而在伐柳樹后,便才思枯竭了。
              除了柳文化中本有的文人傾向外,個人認為,《柳秀才》中柳神身上的俠氣與文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所以蒲松齡才將柳神塑造成“峨冠綠衣,狀貌修偉”的書生形象。《柳秀才》中,當蝗蟲漸聚沂水縣,當地官民憂心如焚之時,柳神主動告知沂令蝗神的行蹤及免災的方法,最后自身承受蝗害而保全農民莊稼。其急人所急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中國古代俠客“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5]3181的精神一脈相承,他身上體現出俠客的人格魅力。
              俠出現在亂世中,以威強立世,而以我們通常的印象來說,尚武又的確是俠的一個特質。“這種特質作為一種基因,藉著唐以后歷代文學家想象力的催化,甚至衍生出了純以高強武功為逾常能力之表現的武俠形象” [5]3181。而柳秀才以文弱書生的形象出場,似乎與俠的尚武特質不符。但應該注意到,俠的尚武背后,“還有高揚一力己任、一往無前,不畏強暴、不吝生死的膽魄和精神的追求在,唯其如此,他們的勇敢和強悍,才不僅僅表現為性情激烈,動輒刀兵相向上,更表現為一種臨危不懼,威武不屈,敢于擔當,敢于冒險,甚至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這樣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強意志。” [6]97這種堅強意志可能需要攻擊力來更好地表達,但其核心卻不會被攻擊力所代替。這是俠勇毅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也曾說:“夫武士道者,非膂力之謂,心力之謂也。” [7]138
              但這種意志力不僅僅是其勇毅人格的全部,俠以威強立世,重要前提是“義”,而“義”是什么?汪涌豪認為,“義”是一種超越性動機,即受人存在價值而不是基本需要的支配走向自我實現的動力。“不僅指人思想行為應該遵守的一般社會原則,乃或人們判斷是非的一般評價能力,更是指人在走向自我實現過程中必須遵奉的不計功利的純道德或超道德的基本要求,它基于諸如正義、秩序以至真、善、美等理想原則,是對這些崇高理想的忠于和執守。” [6]101-102基于此,對于俠的勇力,應該認為是以義馭庸的人格魅力。
              而最能體現他們這種人格魅力的,是他們將這種尚義精神施諸國家、民族和天下百姓 [6]102。閱讀《柳秀才》,讓人不免與先秦時期齊國高士魯仲連相聯系。在《魯仲連義不帝秦》中,魯仲連游歷到趙,適逢秦圍趙國邯鄲,辛垣衍勸趙王稱秦為帝,魯仲連堅持“義”的原則,拒不帝秦,并和辛垣衍展開激烈爭論,最終說服辛垣衍,恰逢魏公子無忌援軍趕到,解了邯鄲之圍。魯仲連一介高士,敢于擔當為天下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的重任,梁啟超稱贊他說:“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圓滿也。秦將聞之而為退卻,蓋浩然之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大勇,其誰能與于斯。” [7]114而柳秀才為一縣百姓甘愿獻身而無所取的勇義行為,當然可以稱之為是俠士之風的遺存。   最后我們還可以從蒲松齡自身找到書生與俠士結合的獨特人格魅力。蒲松齡作為一介書生,回憶自己少年讀書情況時曾說: “余少時最愛《游俠傳》,五夜挑燈,恒以一斗酒佐讀。” [8]116足見他對俠士的欽佩與喜愛。而在之后的生活中,蒲松齡同樣俠肝義膽,仗義執言,典型例子有兩個。一是他同鄉好友孫蕙的親族奴仆橫行霸道,他憤而書寫《上孫給諫書》,向孫蕙直陳其事。張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贊到:“鄉先生給諫孫公,為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廝役佃屬,或陰為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獨毅然上書千余言以諷。公得書驚嘆,立飭其下皆斂戢。” [8]1814其二就是與當時的淄川漕糧經承康利貞的斗爭。康利貞捏造雜費名目,增加百姓負擔,引起淄川納糧戶的不滿。當時年已七十的蒲松齡以一介書生的身份憤然而書《又投俞縣公呈》:“小民有盡之血力,縱可取盈;蠹役無底之貪囊,何時填滿?” [9]這樣大義凜然的俠義之舉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三、清官情結
              在《柳秀才》最后,蒲松齡寫到有人對柳神的獻身感嘆說:“是宰官憂民所感。”對此,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蒲松齡身上的清官情結。
              “清官是中國話語中一個特有的概念,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種特有的現象,是一種特定的政治法律文化。” [10]從現有典籍看,“清官”一詞最早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但此時的“清官”指的是地位顯貴,政事清簡的官職,多指典司圖籍一類的官。表示公正清廉之含義的“清官”,則在金元出現。當時有人寫到“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當時也興起了與此相關的清官文化。而到了明清時期,“清官”備受人們推崇。鑒于官場的復雜性,清官的標準并不容易確定,但可以根據他們對事件的處理是否符合社會對清官的認知而對他們進行界定。而具體的標準在不同人心中不盡相同,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對清官的期待和崇拜 [10]。
              個人認為,正因為這種崇拜,在相關文學作品中造成一種傾向,即對清官進行一定的神化。這神化既包括對清官本身的神化,如《龍圖公案》和《三俠五義》中對包拯的神化,?⑵淥茉斐刪哂幸歡ǔ?能力的神人形象;也包括對清官周圍環境的神化,正因為某個官是清官,所以他周圍就會集結著很多力量幫他,或者是俠客,或者是能吏,或者直接就是鬼神等超能力的存在。個人認為清代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合流,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清官崇拜的影響。
              《柳秀才》以蝗災為背景展開,古人認為:“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于此相對應的,古人認為蟲不臨境是德政的體現,如《后漢書》中寫魯恭任中縣令時,記錄到“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如中牟” [11]。蒲松齡在《柳秀才》最后贊嘆了“宰官憂民”,他認為正因為有縣令這樣一個愛民憂民的清官在,才使得柳神來幫他及當地百姓度過一難。這明顯表現了蒲松齡對當時官員和現實的期待。
              結語
              本文雖然從不同的方面對《柳秀才》分開進行分析和理解,但相信蒲松齡在創作《柳秀才》時是將所有這些傳統文化因素自然而然甚至是有些理所應當地融合起來的。正是因為這樣,《柳秀才》和《聊齋志異》中的其他作品才更具美感,探索《聊齋志異》背后蘊含的傳統文化,蒲松齡的理想激情和當時的社會生活才更具趣味和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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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朱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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